嘉賓：省人大代表 浙江廣博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 王利平

　       省政協委員、省經信委副主任 鄭一方

　       省政協委員、浙江樹人大學校長 鄭吉昌

    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被看成是繼“4萬億”之后我國政府啟動的最大規模產業計劃。2010年7月，浙江省確定九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領域分別為：生物產業、新能源產業、高端裝備制造業、節能環保產業、海洋新興產業、新能源汽車、物聯網產業、新材料產業以及核電關聯產業等。其中，物聯網、生物產業以及新能源為三大重中之重。

兩會期間，代表、委員圍繞九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各種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是新的藍海嗎？

根據相關規劃，預計到2015年浙江省戰略性新興產業銷售收入超過兩萬億元，占到全省工業比重的30%以上。

記者：今后5年里，我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產值將擴容超過1萬億元。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市場空間。對于浙商，是一片值得投資的新藍海嗎？

鄭吉昌：所謂藍海，就是未開墾的市場空間、需求的創造以及利潤高速增長的機會。我認為，這九大戰略新興產業，必將是浙江企業在“后危機時代”新一輪發展騰飛中的“戰略必爭之地”。

目前，國內各省市都紛紛開始集中力量培育新興產業。以長三角地區為例：上海市聚焦新能源、民用航空制造業、先進重大裝備、電子信息制造業等九個重點領域和重大項目；江蘇省明確以發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術與醫藥、節能環保、軟件和服務外包、物聯網為重點。面對不確定的國際經濟環境和多種要素制約下的國內經濟形勢，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的必然選擇。

鄭一方：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新興科技和新興產業的深度融合,不僅代表科技創新的方向,亦代表產業發展的方向。應該說，我省提出的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不是簡單地和中央對接，而是充分考慮到浙江的實際產業基礎以及其發展可行性、是否具備發展規模等因素的，否則替代不了傳統產業?，F在各地市也在制定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我建議也要從實際出發，要有自己的優勢和特色。

戰略性新興產業是結構調整的一個方面，也可能會有一個廣闊的市場前景。但并不是每一個企業都適合進入，總有個積累漸進過程。戰略性新興產業研發周期長、投入大、風險高，不講條件、不講時機、不講努力，企業就頭腦發熱一窩蜂地進去是要“犧牲”的。

王利平：作為一家傳統的文具制造企業，我們早就注意到傳統產業所面臨的困境，一直在尋求產業升級，尋找具有真正競爭力的新興產業。從我們2000年第一條高水平納米鎳粉生產線成功投產，到今天成功研制并試生產出可應用于太陽能電池及電子行業的納米銀粉材料，目前納米金屬材料年生產能力突破400噸，成為國內最大、世界第二的高端納米金屬材料制造企業。這個時間整整10年，前后投入2億多元。我相信這條路還會很長。藍海是“冒險”，一旦成功地開辟了市場空間，就會將其他的競爭對手遠遠地甩在后面。我覺得，產業成功轉型離不開以創新為核心的經營理念，但最關鍵的還是人才引進。

浙江機會在哪？

2010年的資本市場，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題材股被輪番炒作，僅以新材料產業為例，從7月至9月9日，72家涉及新材料的上市公司中有67家漲幅超過10%，占總數的93%。浙股中的橫店東磁、杉杉股份、寧波韻升也一路漲勢喜人。

記者：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浙江有何優勢和短板？

鄭吉昌：浙江戰略性新興產業在一些領域已處于國內前列。以生物產業為例，有以杭州國家生物產業基地、臺州國家化學原料藥基地為主，湖州生物制藥、金華天然藥物、浙江省農業高科技示范園區等各具特色的一批生物產業集聚區塊。擁有省醫科院、農科院等19所與生物相關的科研院所，建立了省級以上重點（工程）實驗室、工程（技術）研究中心39家、企業技術中心32家（其中國家級6家），公共創新服務平臺16家，通過美國FDA、歐洲COS認證的企業數量全國領先。擁有新和成、浙江醫藥等上市企業22家，進入全國醫藥百強企業16家，年產值超10億元的生物企業13家，企業利稅位居全國前列。又如物聯網，我們也有很好的產業基礎，僅杭州市相關的上市企業就有16家，效益都非常好。

但也存在不少問題。浙江缺乏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產業技術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知名企業。光伏、風電、新能源汽車和環保等產業重復建設，低檔次產品供應過剩等問題初步顯現?，F有財稅政策對研發周期長、風險高的新興技術開發初期支持的規模和強度不夠。

吳曉波（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浙江有大量的“隱性冠軍”，積累了很好的制造業基礎，更因為有發達的專業市場而具備渠道優勢，在產業鏈下游有很大的優勢。但是在以研發、IC設計、工業設計為龍頭的產業鏈上游存在較大缺陷并面臨瓶頸，亟需提升。

記者：浙江企業如何從戰略性新興產業中找到屬于自己的藍海？

王利平：在歷史機遇前，企業是否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產業技術將成為制約企業發展的關鍵。國內僅萬分之三企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的“壁壘”也曾一度困擾著廣博集團。但只要堅持自主創新，就能夠成功破局。此外企業持續發展，引進創新人才必不可少，尤其是領軍型人才，要有技術團隊，同時還要積極與相關科研院所及上下游企業進行技術交流。

吳曉波：需要跨越式地發展新興產業。說得具體點，比如在處于重大技術范式轉變期中的汽車制造領域，浙江制造企業需要盡快搶占電動汽車市場、實現批量規模、選擇獨特定位；借力發達的汽車零部件產業集群、借力國際產業轉移，在零部件供應商方面，應該兼并收購與柔性專業化并舉，形成龍頭企業帶領下的立體產業集群。在軌道交通領域，浙江企業應盡快搶占核心零部件、組件市場，在專用土建工程裝備、新一代信號控制系統等方面有所作為。在船舶制造領域，需加快兼并重組步伐，在設計制造特種船舶、大型船用齒輪箱、乃至大型船用發動機等領域上取得突破。在民用飛機領域，發揮在傳統機械零部件加工制造的優勢，快速進入飛機核心零部件制造環節。

在新能源行業，浙江制造企業應力爭在風能發電系統的葉片、齒輪箱、控制系統等核心技術上取得突破；在光伏發電領域參與技術標準競爭，從應用系統集成，逐步延伸到核心部件制造與核心材料研發。

在新IT領域，浙江制造企業也大有可為。一是在第三代移動通訊方面，提供所需軟硬件，提供內容服務，發展移動商務；二是加速建設三網融合，參與發展下一代數字廣播電視網，參與電信光通信基礎設施建設，拓展互聯網協議范圍，開發組織協調三網融合的通信協議軟件；三是借助浙江制造企業在部分傳感部件、安防監　控系統、數據系統方面的領先優勢，在物聯網研發、生產、服務等相關領域中搶占制高點。 

政府如何作為？

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初“溫州模式”的崛起，凸顯出浙江政府“無為而治”、放手讓各類市場主體發展的管理經驗；那么到了今天的“后危機時代”，政府的角色定位已明顯開始向“有為”轉變。

記者：這次兩會上，有委員提出浙江有1.8萬億資本在外投資，其中大部分處于無序狀態。這使我聯想到像廣東省就提出產業梯度轉移概念，為此專門投入200億元組織產業在本省境內有序轉移。打造戰略性新興產業，政府的“有形之手”這時是不是格外重要？

鄭一方：按照“十二五”規劃，戰略性新興產業要形成一定規模，光靠企業自己努力轉型、獨自承擔創新風險恐怕是不夠的，確實還需要各級政府強有力的規劃引導、政策扶持。在進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增加資金投入的情況下，目前亟須關注的是如何提升扶持的精準性，強化投入的有效性。

鄭吉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相比傳統產業對原有的經濟發展與政府管理體制具有更大的沖擊，也將對政府管理體制構成重大挑戰。比如，作為新能源產業發展重要形式的分布式能源電站，其定價機制的形成、并網模式、與自然壟斷的電網運營之間的融合等問題，都是超越了省級政府層面能解決的問題，需要國家政策與制度來解決。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政府不僅要從區域經濟發展的技術層面考慮，更要注重區域經濟發展體制和機制創新。

吳曉波：發展新興產業目前最缺乏的是擺脫了低端路徑依賴的支撐體系。這個體系的核心部分，如高技術研發設計機構與人才、全球化經營人才、現代金融服務、高端技術實驗與測試平臺等是原先的低端產業所難以自我生長出來的。必須是嫁接式、引進型的跨越。“十二五”期間的建設重點，應該是加快形成支撐轉型升級的“新基礎設施”。比如，集群大學、設計學院、高速互聯網、輕軌鐵路網等。這些都是政府可以作為的地方。

                               (轉自2011年1月22日《浙江日報》)